1991年馬斯特里赫特會議以來，歐洲一體化正在穩步推進。目前歐盟正在努力建立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爭取在國際事務中成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重要力量，因而把發展與中國的關系作為其亞洲和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
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對中歐關系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除了涉及到經貿領域外，還涉及到政治和文化等多個領域。在考察當代中歐政治文化關系時，我們必須看到蘊涵其中的一些深層次因素，并考慮這些因素隨著當今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深化而發生的變化。
（1）政治制度的迥異。跨入90年代后，隨著雅爾塔體制的崩潰，東西方冷戰終結。同時國際關系中出現了意識形態淡化的趨勢，民族國家利益（其中經濟利益占有日益突出的地位）的作用增強。在世界格局呈現“一超多強”的態勢下，中歐雙方著眼于各自戰略利益和建立多極化世界的共識，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鴻溝，努力構筑平等互利的建設性伙伴關系。然而我們不能不看到，在中歐政治文化關系發展過程中，社會制度差異這一因素及其影響仍然并將繼續存在，歐洲對華的政治目標很明確：正如1998年歐盟《同中國建立全面的伙伴關系公報》特別強調，歐盟對華合作計劃應與對華總體政策緊密結合，即要著眼于實現歐盟對華政策中“關鍵性的政治、人權和經濟目標及對華整體影響”，將中國快速和全面地“融入”國際社會。看來隨著歐洲一體化尤其是其共同外交和防務的發展，及其對國際事務影響力的增強，這一目標在相當一段時期里不會改變，因而必然會對中歐關系的正常發展不時產生干擾。
（2）文化價值觀的不同。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歐洲和中國有著各自悠久的歷史文化淵源，亞歐大陸兩端的文明此消彼長，有著不同的發展軌跡，西歐文化與中國文化存在著不同的特質，在人文傳統、精神信仰、價值觀、思維方式等方面雖有共同或相近之處，但差異更加明顯。而近代史上中國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壓迫，戰后東西方冷戰對峙和意識形態對抗，又進一步加劇了雙方在相互觀照上的分歧和隔閡。歐洲一些人仍然抱著“歐洲中心論”不放，堅持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和社會制度是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這勢必對中歐政治文化關系的發展產生消極影響，不利于雙方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然而，文化的差異非但不應成為不同文明交流的障礙，更不是亨廷頓所謂的沖突的源泉，相反這正是雙方加強交流的動因。因此在推進中歐政治文化交流與合作中，我們提倡相互尊重、求同存異，而歐洲的一些有識之士如法國總統希拉克和德國前總理科爾等也主張東西方要相互學習，變“教訓文化”為“學習文化”，要求歐洲人放棄“歐洲中心主義”和“歐洲優越感”，強調在中歐關系中應該尊重對方的特性，進行對話而不要對抗。可以預料，在歐洲一體化不斷推進的過程中，由“新歐洲人”意識演變而來的“歐洲意識”，可能會促使“歐洲優越”觀念在某些歐洲人心中有所加強；同樣，中國文化中的民族狹隘情緒和自卑觀念仍將存在，這些都會對中歐的文化交往產生不利影響，這種觀念的滯后性為穩定、平等的中歐新型伙伴關系的建立和發展設置了許多障礙，是需要雙方共同努力克服的。
（3）對美國的警惕和抗衡。歐洲一體化來自歐洲整合的理念，但推動歐洲一體化的直接動力卻是尋求歐洲自主，擺脫美國控制的要求。冷戰后，隨著兩極格局的瓦解，歐洲政治一體化進程得到快速發展。沒有了蘇聯的直接軍事威脅，歐洲沒有必要一定捆在美國的戰車之上。而且歐洲和美國在具體的國際戰略利益上存在著差異，經濟和貿易摩擦不斷，所以歐盟力圖在國際事務中成為與美國分庭抗禮的一極，反對美國獨霸世界的企圖。在此過程中，歐盟不會僅僅關注歐洲本身的事務，自然要加強同其他地區的交往與聯系，改變昔日“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畸形形象。中國作為國力迅速上升的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特別亞洲事務中起著重要作用，發展同中國的合作，借重中國抗衡美國，必然是歐盟的戰略選擇。同樣，美國在軍控、經貿、人權等問題上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中國對美國的警惕和抗衡心理可能比歐盟更強，由此成為中歐關系迅速發展的一大動因。不過我們也應看到，歐美雙方同屬發達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一致，文化價值觀相近，在國際事務中戰略合作大于分歧，在國際關系中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和沖突中，往往采取相同或相近的立場，行動也比較協調，科索沃戰爭便是明顯事例。因此，中歐關系與歐美關系不可同日而語，歐美在促使中國分化、西化目標上具有共同點。歐盟對美國的獨立性是相對的。
（4）歷史遺留問題。中歐之間在地緣上相距遙遠，不存在直接、根本的利害沖突，既無邊界爭端又無海洋權益糾紛，如要講歷史遺留問題，主要就是近代歐洲殖民列強侵略中國而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隨著中國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中歐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也基本得以解決，這為雙方關系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中歐關系有了新的發展機遇。香港、澳門與歐盟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經貿聯系，這可以為中歐關系的更快發展起促進作用，尤其在吸引歐盟的投資和歐洲的游客、拓展旅游業、通訊業等方面，香港、澳門可以起到中介作用。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隨著歐洲政治、外交一體化的發展，原先主要分別存在的中英、中葡雙方關系中的香港、澳門問題擴展為今后中歐關系發展中的敏感因素。歐盟顯然早有準備，在香港、澳門回歸前夕，1997年7月和1999年11月歐盟委員會頒布了關于“歐盟與香港：1997年之后”和“與澳門關系政策”兩個文件。歐盟宣稱繼續保持與港澳地區的“密切聯系是至關重要的”。歐盟副主席布里坦就說過，“香港處于我們對亞洲戰略方針的中心，所以同香港的關系可以迅速發展成為同整個亞洲的關系。”無疑，歐洲一些不友好力量仍然會以各種形式插手干預港澳事務，圍繞著民主和人權問題，在港澳問題上，中歐之間發生若干矛盾和摩擦是非常可能的。
二
歐洲一體化不僅給中歐拓展經貿合作帶來機遇，也同樣對中歐政治、文化關系和戰略合作產生積極影響。
首先，科技、教育領域的合作仍極具潛力。德、法、英、意等歐盟國家是世界上重要的技術輸出國。德國和法國在環保技術、生物工程、信息通訊、航空航天、交通運輸、核能開發等領域均出世界領先地位。英、法、意等國均已表達與我國開展軍事技術和軍民兩用技術合作的強烈愿望。中國的環境保護問題越來越受重視，預計到2015年將取代美國成為溫室氣體最大排放國。環境保護是歐盟對華合作戰略的重要內容，是其與中國合作優先考慮的領域。歐洲公司在環境技術、管理上具有豐富經驗，歐洲在環境保護和控制上的技術適應中國的環境保護的極大需求，歐盟國家可以為中國環保政策的制定和關鍵性部門提供專門知識和技術。此外，歐盟國家有開發人力資源和職業培訓的豐富經驗，雙方在教育、政府管理和工商管理及司法建設（法律起草、律師培訓等）領域合作前景廣闊。
其次，開展地區性和全球性國際事務合作。歐盟認為，鑒于中國“今天越來越顯得相一個軍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大國”，沒有中國的參與和支持，任何重大國際問題無法解決；與中國保持“建設性接觸”，有利于和平解決諸如朝鮮核工業非軍事化和南沙群島主權歸屬等地區性爭端。歐盟將通過增加與各級別的會談，擴大雙邊對話，尋求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裁軍、不擴散化學武器和核武器及常規武器的交易等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而對中國而言，因此在地區性和全球性國際事務方面，加強與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歐盟的合作，不僅有助于擴大中國國際社會的影響，而且在妥善處理中國與鄰國的國際爭端和周邊地區熱點可以爭取歐盟的配合，從而推動一個良好穩定的周邊國際環境的營造。
此外，隨著全球一體化趨勢的加強，為維護社會穩定、保衛國家安全，歐盟和中國都有加強打擊非法移民、毒品販賣、武器偷運、貨物走私和國際恐怖主義等跨國犯罪活動的合作愿望。2000年夏一批中國福建農民非法偷渡英國致死58人的“多佛爾”慘案，促使中英有關部門攜手聯合展開偵破、審理工作。我們相信，中國同歐盟及其成員國的執法部門通過有關雙邊和多邊機制，可以在共同遏制和對付各種跨國犯罪活動上采取更為廣泛、有效的聯合行動。
再次， 歐盟共同外交政策的推展意味著一體化歐洲對外關系的一致性增強，這可能使中國對歐關系保持在一個相對完整的層面上，從而減少了由眾多雙方關系帶來的繁雜。同時，歐洲對華關系也會因一國動議而產生規模效應（也會有負面影響），如在1997年中法建立“戰略性伙伴關系”（1996年春）之后，西歐國家紛紛謀求與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1997年在聯合國會議期間，由于法、德等國決定不參加反華提案，1998年歐盟外長理事會宣布，歐盟不再提出有關中國人權問題的提案。2001年4月美國總統布什批準向臺灣出售武器后，德國、荷蘭宣布拒絕參加美國對臺售武計劃，這將對歐盟及其他成員國產生積極影響。
最后，推動世界多極化，爭取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歐在建立多極化世界、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問題上有共同或相近的利益。這是中歐發展戰略合作關系重要的政治和戰略基礎。目前中國與歐盟的關系正式定位于“面向21世紀的長期穩定的建設性伙伴關系”。歐盟雖然屬于西方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的戰略盟友。但歐美并不是鐵板一塊，無論在雙邊經貿關系上、美國的赫-伯法和達馬托法、還是在NMD和TMD計劃以及反彈道導彈條約、歐洲獨立防務等問題上，歐盟與美國均是矛盾重重；兩者都想促使中國“全盤西化”，但具體到對華政策中的人權問題、臺灣問題、西藏問題等之上，歐美之間的分歧在逐步擴大。由此我們將擁有更多的回旋余地。中國和歐盟中的英國和法國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國際事務中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中國和歐盟均努力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正如希拉克認為，“一個聯合的歐洲和中國都將是推動21世紀發展的主要力量。歐中之間面向21世紀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
三
無可諱言，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發展，勢必會加重中歐在政治文化關系方面現有的或潛在的分歧和沖突，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其一，人權問題。一個時期以來，在人權問題上西歐國家追隨美國壓制中國，嚴重干擾了中歐關系的健康發展。盡管歐盟及其成員國今后不再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出譴責中國人權問題議案。然而由于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觀的差異，雙方在人權觀念上還存在一些根本性分歧，因此中歐雙方在人權問題上的對話將是一個長期復雜、充滿矛盾的過程。人權外交依然是歐盟對華政策的重要內容，今后歐盟將更多地依靠公眾輿論壓力，“將在與中國的雙邊對話中系統地、經常不斷地提出問題”，將繼續在公開和私下兩種場合提請中國注意這一問題。盡管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歐盟成員國不再搞反華提案，但主張中國的人權狀況問題要“逐年討論”，并密切關注中國在這方面是否取得其所期望的進展，即在對話同時，繼續向中國施壓，希望借人權問題影響中國的發展進程，把中國納入西方政治制度體系。歐盟要求成員國在國際組織尤其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中就此問題協調立場、統一行動。因此隨著歐盟共同外交政策的強化，中國與歐洲個別國家之間對人權認識的沖突可能會擴展至整個歐盟成員國層面。
其二，臺灣問題。近來歐盟國家政府都表示在臺灣問題上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但與臺灣之間的關系不斷上升。1997年臺灣“副總統”兩度訪歐，且由過去的“私下”形式發展到“公開”在歐活動。最近一個時期里，法國等若干歐盟成員國的某些親臺議員和官員又極力鼓噪政府發展與臺灣準官方關系，甚至力促向臺灣出售高精尖軍備。跨入新世紀后，在歐盟一體化深入的過程中，其內部親臺敵對勢力仍將利用臺灣問題來牽制、掣肘中國，從而促使某些歐盟成員國在臺灣問題上“說一套、做一套，見利忘義”。另外，歐盟與中國在對臺灣問題認識和處理上也有不小分歧。一些西歐國家積極支持臺灣的“內生型民主化模式”，對其評價甚高；德國認為“一個民族、兩個實體”的效果要好于“一國兩制”。這一切不僅阻礙中國統一大業的實現，而且對中歐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會產生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
其三，西藏問題。出于意識形態和戰略利益考慮，歐共體（歐盟）及其成員國一部分勢力隨同美國以“西藏人權問題”為幌子，積極干涉中國內政。1987年10月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決議，要求中國“尊重西藏人的宗教自由和文化自治的權利”。1989年3月拉薩騷亂發生后，歐洲議會舉行全體會議，就中國西藏局勢進行所謂的“緊急辯論”，并通過西藏人權決議，譴責中國政府動用武力。在1991年查爾斯王子和英國上下議院議長都分別接見達賴。1996年德國聯邦議院通過充滿偏見的《改善西藏人權狀況》的決議，攻擊中國對西藏的政策，中德關系急劇降溫。一些議員和政界要人時常在西藏問題上向我發難，有的是不了解中國情況，有的是為了競選議員席位而迎合一些選民的心理，有的則是基于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見和冷戰思維。至今歐盟一些國家還繼續同達賴集團明來暗往，利用西藏問題不時對我施壓。由于歐盟繼續重視對華關系中的“人權外交”，歐盟內部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一致性要超過臺灣問題，因此西藏問題將在一體化程度日益深化的歐盟與中國的政治文化交往中成為一個比臺灣問題更敏感的問題。
其四，人權與主權關系問題。隨著歐洲一體化的加深，歐盟逐步形成了獨特的政治理念。特別是在最近幾年，隨著歐盟成員國的左翼勢力紛紛上臺，以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為首的“第三條道路”思想在歐盟占了上風，成為歐盟的主導政治理念。“第三條道路”的主要理論基礎包括“民主和平論”和“人權高于主權”等，而美國出于建立“單極世界”的圖謀也積極加以呼應、延伸乃至引導。由此以“保障人權、維護人道”為旗號的“新干涉主義”成為包括歐盟在內的西方世界對外政策一個主要內涵。這種“人權高于主權”的“新干涉主義”實際上是西方國家借機干涉他國內政、推行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工具。1999年科索沃戰爭便是北約作為富有擴張性和進攻性的政治軍事組織，成為美國拉攏歐洲盟國共同推行“新干涉主義”、稱霸世界的戰略實驗。值得注意的是，歐盟越來越關心中國周邊的安全問題和內部民族、宗教問題，中國西部的中亞諸國已加入“北約和平伙伴計劃”，吉爾吉斯斯坦也要求加入歐盟。盡管歐盟一些國家表示，“科索沃模式”不會對中國使用，但隨著歐盟政治文化同一性的發展，以及北約和歐盟東擴，在人權和國家主權的關系問題上，中歐政治關系將受到沖擊。
顯而易見，在歐盟政治、外交一體化日益加強從而出現加速發展趨勢的背景下，中國同歐盟某一國在上述問題上的摩擦、沖突，容易波及到中國與歐盟其他成員國乃至整個歐盟，這種分歧矛盾擴展效應對中歐關系的良性互動極為不利。然而我們可以加強調查研究，掌握歐盟內部成員國意見分歧情況，做到有的放矢。因為目前歐盟各國的外交決策權仍掌握在各成員國手中，歐盟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政策文件對其成員國的法律約束力較弱，因此相當一段時期里，中國與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雙邊關系仍然在中歐關系中發揮重要作用。
總體看來，伴隨世紀之交歐洲一體化的深化和擴展，21世紀的中歐之間經濟、政治、文化乃至戰略的合作前景廣闊，這是新世紀中歐關系發展的主流，而中歐雙方在若干問題上一些舊的和新的矛盾沖突也自然會不同程度地存在，并效應產生各種負面影響，但這畢竟是次流。在歐洲一體化不斷發展的新形勢下，中國與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關系中的積極因素或消極因素都更具有擴散性，這是中歐關系發展進程中越來越凸現的一個重要特征。關鍵在于我們如何有效把握機遇，揚長避短，克服障礙，努力與歐盟及其成員國建立一個長期、穩定、密切的合作關系，為中國在新世紀的繁榮強盛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本文榮獲上海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2000-2001年）論文三等獎。
